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以及大胆假设、穿凿附会的技巧，在廖平还盘桓于
入川途中之时，一部循《辟刘》旨意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已倚马成书，洋洋洒洒
40万字，“粗豪狂姿，天下震动”！又三年，他另一部循《知圣篇》旨意写成的
《孔子改制考》也著成问世。数年弹指过，而廖平的两本书却仍是草稿一卷。直到
光绪二十三年（1897）《辟刘篇》才改订后以《古学考》之名正式出版；至于《知
圣篇》，则因“借读者众”，连手本都佚失了，后来还是根据广雅书院传出本的转
抄本，订正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刊出。对此，知情者径谓康有为“剽窃”（章
太炎），“康学出于廖”（皮锡瑞）；不知情者单从他们著作出版的先后考察，反
认为康有为是独创（钱玄同、张西堂）。因而成为学术史一大公案。
“二变”既成，廖平将拾级而上，更寻新的进境了。当时，“两考”风靡一时，
尊今抑古之说，遍及大江南北。维新人士更以“两考”为理论依据，冲决历朝陋习，
力倡变法维新，除了俞樾、章太炎、皮锡瑞、顾颉刚、钱穆等数人知道廖康公案的
实情外，廖平的发明权却少有人知。况且，廖平书仅以读书心得的形式著为经话，
却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实证，可是，康有为却以天纵之才，借门徒之力，纠
合各类材料，运用各种手段，洋洋洒洒，滔滔雄辩，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
亡之势。廖平读了也敬从心起，屡称其“巍然大国，逼压弹丸”。相形见绌，容不
得廖平不考虑“别构营图”，另起炉灶了。于是廖平又进入了学术三变时期。
“三变”讲小大之学，小指小统，大指大统。《王制》大地封疆五千里，于制
为小；《周礼》土圭三万里，于制为大。“二变”尊今抑古时，凡《周礼》与《王
制》制度不同处，廖平皆指为刘歆伪纂，作《周礼删刘》。后读《大戴礼记》、
《管子》诸书，《周礼》制度皆能符证。概斥《周礼》大制度为伪，于心不安。他
认为：“《王制》、《周礼》，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国二千年学术政治，实受
其害；合之两伤，甚于洪水猛兽。”（《四变记》）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前
人企图将两者牵合起来，常常此牵彼掣，进退失据。戊戌（1898）年廖平主讲于资
中艺风书院，一日读《诗·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认为
“球”即地球，“共”即“贡”。又联想到《尚书·顾命》“天球河图”之说，纬
书解“河图”为九州地图，于是悟“天球”为天图，“小球大球”为地图，先“小”
后“大”，即由内推外之意（《五变记》）。于是认为经学中原有大、小两种制度，
小制度即小统，是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主治中国；大制度即大统，是以
《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主治世界。遂将大统学说写成《地球新义》。
“小大之学”不讲古文真伪的问题，甚至还把古学抬到高于今学的地位，这难
免有阿附古文经学之嫌，因而梁启超说他是“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清
代学术概论》）的结果。“小大之学”又以戊戌年为起点，又有逃避戊戌政变危机
之嫌，于是梁启超又说“戊戌惧祸支离之也”，并说“其人故不足道”。后之人多
习焉不察，即如范文澜、新《辞海》之论，都无不受其蛊惑。其实这些说法是大成
问题的。
诚然，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洞曾让宋育仁捎话给廖平：“风疾马良，
去道愈远。解铃系铃，惟在自悟。”并责令他改订经学条例，不许再讲今古学及
《王制》，不许再攻驳《周礼》，廖平“为之忘寝餐者累月”！张之洞捎话有之，
就象以前曾多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告戒廖平一样；廖平不安者亦有之，但
他并未因此改变观点。这从以下两个事实即可证明：一是他在给宋育仁的信中，表
达了对恩师张之洞的强烈不满：“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并解经而全新
之，其事甚劳，用心尤苦，审诸情理，宜可哀矜。若门户有异，则学问之道，何能
围以一途？至人宏通，万不以此！反复推求，终不解开罪之所由。”当年尊经书院
时期，曾让廖平心悦诚眼的张之洞给他规划的朴学之路，廖平尚且不屑遵循，现在
以这样抵触的情绪，要他完成改辄易张、别创新论这一艰巨工程，简直是不可想象
的。虽然他在给张之洞书中陈辞委婉，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改变什么，即以对康有
为“两考”有始作俑之嫌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二稿论，廖平不仅没有改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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