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棵大树倒了，他开始完全独立地闯荡人生；二是这一年康有为建立了自己的
小家庭，娶张氏为妻；三是从这年起，康有为决心“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
转治经世致用之学，投学粤中大儒朱九江（名次琦）的门下，“以圣贤为必可期”，
“以天下为必可为”。
康有为在朱老师门下学习非常认真，十分敬重这位硕德高行，博极群书的老师。
“先生壁立万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余，以末世俗污，特重气节，而主
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先生动止有法，进退有度，强记博闻，每议
一事，论一学，贯串今故，能举其词，发先圣大道之本，举修己爱人之义，扫去汉
宋之户，而归宗孔子”。（年谱）在朱九江指导下，康有为熟读背诵了《周礼》、
《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以及《汉书》、《楚词》、《文选》、
杜诗和六朝文等。经过学习，康有为的思想经历了大的飞跃过程，通过对自己过去
的学习内容和生活历程的反省，用批判态度对待学习，解剖社会的习惯开始养成。
一次，康有为同老师朱九江谈论韩愈（昌黎）。康有为对这位老师十分推崇的
人大不以为然，指出韩愈道术浅薄，所著文章“皆空疏无有”。他觉得，“言道当
如庄荀，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文工于抑扬演
灏，但能言耳，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有大名，千年来文家颉颃作
气势自负，实无有知道者。”为此他遭受了朱老师的批评，说他太张狂。同学们也
被他那如此蔑视“权威”的傲气所震慑（年谱）。由此他获得了“狂生”的绰号。
康有为的学习颇有个性。有一次听课时他闭目伏案，案头倒放着一卷《三国志》，
被九江先生所发现。朱老师风趣地批评说：“你在闭目例看《三国志》吗？”有为
坦然答道：“是！”接着，他便将倒翻开的两页书一字不漏地背诵了出来。另一次，
九江先生带领弟子过西江去瞻仰苏东坡当年南贬时遇风泊舟的古迹，惟独康有为不
愿同往。同学们问他，他说：“逆流之舟，何用瞻仰？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
这既表明了他对王安石的钦慕，同时也表现出他的固执。由此同学们又称他“拗康”。
在大量阅读基础上，康有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为了探索人生之真谛，他经历
了艰苦的求索过程。
“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
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
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
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
忽思苍生困苦，则问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
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年谱）。
显然，这是康有为思想激烈动荡、傍惶时期。面对中国的现实，过去的信念受
到了冲撞，新的信心正在萌生，这不能不是一个痛苦而情绪非常不安的过程。这正
恰如康有为自己所述：“此《楞严》所谓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
（年谱）。
几年的学习，给康有为的一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其理学政学之基础，
皆得诸九江”；“生平言学，必推次琦”；“粗闻大道之传，决以圣人为可学而尽
弃旧学，自此始也”（年谱）。
1879年春，康有为回到家乡，决定前往山水幽胜的西樵山白云洞，读书养性，
希望能在大自然的熏陶和道佛之书的引导下，摆脱焦躁不安心绪，同时让思想自由
驰骋，以寻找真理的本，求魂气之灵。在这里，康有为面壁长斋静坐累月，“专讲
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
芳草，临清流，修柯这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
普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请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
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人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年谱）。
尽管如此苦读，但康有为仍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恰在这个时候，翰林院编修张
延秋的到来，为康有为的治学面向社会架起了桥梁。当张延秋同四五位文人学士游
西樵山时，就碰上了这个衣履不整、披头散发、自歌自哭自笑的康有为，并且还同
这位性情急躁、傲气十足的青年人发生了激烈争吵。但“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
的张延秋并未责怪康有为，相反却认为他有个性，谈吐不俗，因而“盛称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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