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
适之、张东苏、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励、冯友兰、金岳霖、朱光
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
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
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
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
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
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
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
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
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
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李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
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
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
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
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孚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
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
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
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
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
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
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
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
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
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
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
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
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
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
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
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
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
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
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
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
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
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
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
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
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
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
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
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
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
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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