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实篇》中列举16证说明“圣人不能先知”之理，还孔子以人的本来面目。圣人
学而后知，那么圣人也可学习：“圣可学为”，“圣贤可学”。将孔子从汉儒所供
奉的古庙冷宫里，搬回到人间烟火中来，世人皆可仿照学习，修养成圣，此亦孟子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也。
但是，王充“问孔”、“刺孟”也确有其事，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而论定王充反
孔非儒，而应看其所论何事，所非何因？他是从什么样的动机出发，又是怎样非议
孔孟言行的。王充的《问孔篇》问难孔子凡17事，《刺孟篇》驳论孟子凡10事，并
且常常针锋相对，论辩尖锐。但是他的出发点不是肆意低毁孔孟，而是欲辨明真理，
阐明圣道。他在《问孔篇》开宗明义地说：“世之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圣贤
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间难。”王充反对对圣人一味盲从的学风，认为圣贤
下笔著述，用意专精，尚有不完全对的地方，何况他们一仓促吐言，安能皆是”？
因此他在《问孔》、《刺孟》两篇中专就孔孟的“仓促”率尔之言进行辩驳。当然
两篇之中也有辩所不当带者，也有对孔孟言行理解偏差者，但是他对孔孟思想的核
心内容，即所谓“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并无半点非议。由此可见王充之问孔
刺孟，是承其大道，而攻其小疵，不仅不会伤害孔孟之道，而且会使孔孟之道更为
纯粹，更为明审。他说：“荀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
知，伐孔子之说，何道于理？”西洋哲人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王充也
是既爱孔子，更爱圣道；既尊圣人，更重真理。因为圣人之所以可贵可敬，端在于
他追求真理，代表真理！王充为追求真理而不惜问孔刺孟，又有什么过错呢？正如
世人不能因医生为人类治病救难而斥其非人一样，我们自然也不能因王充以攻孔孟
之短而斥其非儒了。
作为受儒家经典教育出来，受汉世“独尊儒术”之风熏陶出来的王充，对儒学
也是倾心服膺的，他对儒生也抱着赞赏和同情的态度。王充《论衡》一书几乎处处
有批评俗儒误说的言论，但同时又时时可见他用儒学的标尺来衡事评物，《自纪篇》
介绍他的著书方法是“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才”，“圣道”，即孔孟之道，即儒
学原理；“通才”，即通博之人，指诸子百家。圣道是王充论事定断（折衷）的准
尺，诸子是王充阐明道理的佐证。主次清楚，重心明了。为了申说其重儒贵学的思
想，王充专门写下了《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
奇》、《状留》七篇文字，还在《非韩篇》中申说了相同的观点。王充贵儒主要从
事业、道德、才能三个方面来说明的。首先，王充认为，儒者有高尚的事业追求：
儒生以五经为业，文吏以簿书为事。五经是讲大道，求真理的；簿书只是处理具体
事务的。《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儒生所求的道即形
而上的道，具有原则、规律和真理的性质。文吏所事的簿书即形而下的器，只是具
体的办事方法。以此见道比器高，道本事末，儒生的事业自然比文吏高尚得多。他
不止一次地反复强调：
五经以道为务，事不如道，道行事立，无道不成。然则儒生所学者，道也；文
吏所事者，事也。
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与事末，定尊卑之高下，可得而程矣。（《程材》）
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道胜于事，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谢短》）
韩非轻仁义，重耕战，认为儒生“不耕而食”，至斥为“五台”之一。又将儒
生比为鹿，有用之吏比为马，说世有千金之马，以其有用也；而无千金之鹿，以其
无用也。遂认定儒生为无用。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韩非只知以鹿马喻，而不知以
冠履喻。儒者如冠，有用之吏为履，其高低贵贱不言自明。儒生讲求的道，在当时
社会具体讲就是仁义，仁义是维系社会机制有秩序、有等级地运行的保证。故“仁
义至重，不可弃也”，“儒为道官（明道之官）之吏”，不可弃也。他说：
儒生，礼义也；耕战，饮食也。贵耕战而贱儒生，是弃礼义而求饮食也。使礼
义废，纲纪败，上下乱而阴阳缨，水旱失时，五谷不登，万民饥死，农不得耕，士
不得战也。（《非韩》）
王充认为“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儒生讲求大道，
阐明礼义，为维护统治秩序服务，他们以身作则，“重礼爱义，率无礼之士，激无
义之人。民知礼义，爱其主上”，这是保证统治者得以实现其统治的首要前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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