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没有儒生的这些工作，礼义废弛，纲常涣散，秩序混乱，农民缺乏耕地的安定环
境，战士没有从征的物质条件，纵然有耕战之士也无所用其武艺了。正如齐景公所
感慨的“若君不君，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之哉”！
其次，儒生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王充说：“儒生不为非而文吏好为奸者，文
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义也。”儒生习经典，修大道，“被服圣教，日夜讽诵，得圣
人之操”，有仁义为准绳，有道德为约束，行身处事，率由道轨。在上下级关系中，
“儒生学大义，以道事将（官长），不可则止，有大臣之志；以经（经典）勉（努
力）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量知》）他们正直对上，公正处事，能言敢谏，
不搞阴谋诡计。可是那些不是由经术进的文吏就恰恰相反：“文吏幼则笔墨，手习
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
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收刮），处右则弄权，幸上（上级）则卖将（长官）。
一旦在位，鲜（华）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程材篇》）。与儒生形成
鲜的对比，文吏不闻仁义，但知舞文弄法，营私为己，趋炎赴势，卖将求荣；一旦
得势，峨冠利剑，耀武扬威；一旦受任方面，便兼并土地，侵渔细民……无所不用
其极，毫无廉耻可言！
其三，儒生在才能上也比文吏优异。在汉代，儒生往往因不习吏事，不晓簿书，
不被长官重视，因而沉沦下僚，仕屡不迁，世俗之人也因而瞧不起他们。王充认为
造成这现状的直接原因是“将”的无能：“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将”。
相反儒生不仅不比文吏能力差，而且还比文吏优异。很简单：“儒生能为文吏之事，
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学”。儒生治经义，究大道，通圣意，与只知考簿书，知民事的
循文之吏相比固已自见高低了。况且“吏事易知，而经学难见”，能治一经的儒生，
让他去治一个部门的事情，旬月之间即可学会；相反治一个部门的文吏，让他去治
一经，就是给他一年时间也办不到。这好比“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屠牛一（
《程材》）。
儒生在事业、道德、才能等方面都比文吏优异和高尚，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
重用。可偏偏位不进来爵不尊，穷困潦倒，壮志难酬！而刀笔簿书之吏，却峨冠大
车，超升越次，肥鲜轻骑，厚禄高官……。“儒生务忠良，文吏重理事”，观乎儒
生和文吏的进退荣辱，则世风之优劣，官长之高下，举可知矣：“志在修德，务在
立化，则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
必优事理乱者也。”（《程材》）儒生在社会上得意与否，即是识别这个社会治与
不治、大不太平的重要尺度。
与他曾经问过孔、刺过孟一样，王充对儒生也不一概姑息护短，更不以短为长。
他在许多篇章中都批评过俗儒浅学的可笑、荒唐和错误的说法，更在《谢短篇》中
详细考察了儒生的缺陷。他指出，儒生所短，不只不晓簿书而已。他说：儒者所习，
在于五经。他们“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十分熟悉），义理究备”，这
对于五经本身来说，是无可苛求的了。但是，对于五经之后的事情，如秦汉之事，
还有不知道的，“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者，所谓陆沉者也”；对于
五经之前，天地开辟，帝王初立的事情，儒生又不能知，“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
瞽”，五经与上古相比就是“今”，只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者，所谓盲
瞽者也”。陆沉盲替之人，乃智慧短浅、见识狭小之人也。儒生不仅不通古今，有
的甚至连自己专经为守的经学问题也难以通晓，都是因为他们“信守师说，不颇博
览之咎也”。王充认识到儒生有这些弱点，但并不菲薄、排斥他们，而是给儒生指
出了努力的方向，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希望儒生泛观博览，成为“文儒”：
“使儒生博观览，则为文儒。”（《效力》）文儒的特征是：“怀先王之道，含百
家之言。”与俗儒只知守师法，读经书形成鲜明对比。如前所说，王充在《超奇篇》
中将儒生分为四等，即儒生、通人、文人、鸿儒，文儒即兼有通人、文人、鸿儒的
三重身份，他既博学、通古今，又明大义、善著述，是知识、智慧、文采、德道的
综合体，是超人，是奇士。可见王充是崇儒尊儒的，在儒生与文吏相比时，他无条
件地倾向于儒生；在对儒生作专门分析时，他又为俗儒守文、见识鄙陋而痛心疾首，
因而提倡通博的“文儒”。他爱儒，爱其明大道，有气节；他非儒，非其浅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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