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天人观还有更实际的考虑，那就是天道对人的表率作用和人对天道的模 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视“天命”为天道对人的某种启迪和暗示。 有时他认为天在暗示他去从事一种神圣的事业——复兴周礼；有时他又以天道之乾 健为榜样，欲效法天道。这种效法天道的思想在董仲舒的时代得到极大的发挥，为 人类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强不息地进取，提供了客观的精神依据，然其末流则陷入 “天人感应”的机械天人论。正如儒家人道贵和的观念一样，儒家对天道也赋予了 和谐的色彩，人是宇宙一物，是天地之子，是万物中最可宝贵的东西，人性即是天 理；人自知即可知天；天道就是人道的最高蓝本，天人一体，天人流通……天和人， 压根儿就是用同一质料制成的不同形式的东西。
从以上儒学关于人、社会、自然理论的浅析，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的人生观、 社会观、天人观，都是极积的，向上的。就人生观看，儒家对己是极积完善，对人 是热心成全和“济利”。对社会，儒家是极积参与，热心治理，责任心极强。对天 道，儒家也是自觉体认，并热心“赞化”。总之，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儒家都 充满好心善意地去参与和成全，始终昂扬着极积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活力。《易》 曰：“天地之大德日生”；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生生不已、 自强不息的德行，既是儒家的天道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是儒家自己为学为人风格的 精辟概括。
总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儒学，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已历二 千余年，形成了内容比较全面的经典教才，构建了关于人、社会、自然的系统理论， 基本能适应古代社会造就人才、管理社会和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需要。又加之历代博 学大儒相承研习，根据形势需要对儒学适时进行改造和补充，更使儒学获得了服务 现实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从孔子到现代新儒家，中国儒学经历了两千五百年的发 展变化，不断地“现代化”，其间道路曲折，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优劣杂呈。也 许“风疾马良，去道逾远”，后代儒学常有与孔子学说大异其趣的现象。但儒学能 够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满足不同的时代需要，与历代大师因时而作的改造和补充是 分不开的。他们对真正的孔学研究也许平添了许多迷雾，但对儒学之昌盛、文化之 繁荣，其功自不可没。同时，经过改造了的儒学，历史上已对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从事中国儒学史研究，研读 儒家原始经传，阐发原始孔学思想，无疑应是儒学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但是对于历代名儒如何继往圣，开来学，阐旧典，起新知，发展和丰富儒学理论， 阐扬和光大儒家学说等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课题。因此自古以来，历代正史都对 名儒作了专门记载，这不仅是学术史研究的需要，其实也是诸如政治史等其他学科 研究的需要。
从先秦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大师名儒，数以万计。他们都是值得大书特书、 认真研究的文化精英，但限于时间和精力，我们来不及对他们-一作出评介，本书只 收录了40余位名儒，分别加以评述和介绍。力图展现历代名儒的生平和事业，也借 以勾画出中国儒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程。由于我们学识不足，其间定存在种 种不如人意的地方，敬请博雅方家，不吝赐教。
至圣先师 孔子
（前551—前479）
曲阜，东临蒙山，北靠岱岳，南阻峰山，西绕沂泗。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
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粮仓，很早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四千
多年，这里便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文明。稍后这里又是传说中古帝少吴氏
定都之处，号称“少昊之墟”。历夏经商，曲阜又成为鲁周公封国的首都，肩负起
镇抚东夷，拱卫王室的历史重任。在春秋时期，曲阜以其所保存的西周礼乐资料，
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造型的摇篮。利用这些丰富的历史遗产，完成这种造型工程的总
设计师，便是世界文化名人、儒学宗师——孔子。
一、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一生并不显赫，但司马迁的《史记》，为他作有《孔
子世家》，与诸侯同列，以示对他的特殊优待。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
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
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古往今来君王贤人不少，在生时显赫一世，
风光一时，不可一世，但是死后就消声匿迹，形同粪土。孔子则相反，在世坎坷，
死后却十分尊荣。历代统治者对他加号进爵，黄屋左蠢，有王者之尊。其后代享其
余泽，至今世世不绝。在中国所有宗法家谱中，可能只有孔氏家谱才是货真价实、
一脉传衍的第一家族。其原因何在呢？正如太史公揭示的那样：孔子删定了六经，
为天下万世提供了研之不尽的绝代经典；孔子一生嘉言效范，为天下万世树立了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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